商鞅变法与戍戌变法（两个变法-两个命运）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改革中最彻底的改革：商鞅变法发生在华夏大地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是时也，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变革，正走向强大，而秦国被视为落后的“夷狄之地”，连参加各国会盟的资格都没有。秦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各大国,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赋税改革，也迟于关东各国很多。如鲁国“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农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用人殉葬的恶习。次年又迁都咸阳，决心彻底改革。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年轻的国君决心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道变法图强的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自魏国来到秦国的。
商鞅（约公元前390——338年）贵族出身，因是卫国君的后裔，曾以“卫”为姓，称作卫鞅。按当时习惯，国君的公子后裔，以“公孙”为氏，所以他又称为公孙鞅。商鞅这个名字，是他在秦国被封为商君而得的。商鞅到秦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社会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
变法从开始到最后，一直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 开始，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势力公开反对变法。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说什么“依照原来的旧习俗来教导人民，可以不劳而成；根据旧有的制度来治理，官吏 既熟悉，人民也安定”。商鞅反驳说：“制度和法令应该按照当时的客观环境来制定，治世从来没有一个划一的办法，只要求其便利于国家，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商汤和周武，是没有效法古代而称王的；夏桀和殷纣是没有更改旧制而灭亡的。从此可知，反古未必错，循礼未必对。”最后，秦孝公表示完全同意商鞅的意见。商鞅拟好新法，就要公布了。但是，怎样才能使人民相信呢？经过一番考虑，他让手下的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的南门，悬赏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给十金。 人们觉得奇怪，不敢搬动。他却接着又悬赏说：“有能搬去的，赏给五十金。”有一个 人把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刻赏给五十金，以示信用。接着，公布了新法。 这时候，在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斗争更激烈了。当时有人议论新法不便执行的多至千数。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是反对派的首领。他们利用太子年幼无知，唆使他触犯新法，给商鞅出难题。商鞅怀着“板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雄心，对反对派用铁的手腕回击。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公孙贾被处以黥刑(脸上刺字)，公子虔再次犯法后处以劓刑(割去鼻子)；他还用残酷的血腥手段镇压，仅一天就处死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在历史上，每一次变法都是一场革命。革命就是要打破原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受冲击的往往是那些统治阶级中的既得利益者。商鞅采用激进式改革的方式，必然激化变法过程中的各利益矛盾，他的结果就只能是悲剧。秦孝公24年(公元前338年)，支持变法的孝公去世，第二年太子驷即位，他就是秦惠文王。仇恨的种子长得太快了，公子虔和公孙贾告商鞅谋反，新国君下令逮捕商鞅。他无处可逃，被车裂，其家人无一幸免。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商君死”而“法未败”，不像以后北宋的王安石诸人，人死而法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的确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面貌焕然一新。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史书评价“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因此，“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商鞅变法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提高了综合国力。应该承认，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全面的基础。
商鞅第一次变法是在秦孝公6年(公元前356年)，秦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变法主要是改革政治制度、鼓励生产和按军功奖励。比起其他各国的变法来，商鞅变法最全面而彻底，变法涉及内容很多，归纳有如下内容：
1. 政治方面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崭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1）制定二十级爵　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废除旧世卿世禄制，今后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又制定了“奖励军功，严惩私斗”的办法。奖励军功的作法是：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宗室贵族无军功的，不得授爵位。有功劳的，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的，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2）实行县制　废除分封制，以县为地方政区单位。分全国为四十一县，县设今以主县政，设丞以副县令，设尉以掌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度。
（3）实行什伍制度　秦之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至此时，均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同于后代的保甲制度。为了加强管理和统治广大居民，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2.经济方面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1）废井田，开阡陌　在全国范围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废止“田里不粥（鬻）”的原则，准许民间卖买田地。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
（2）重农抑商政策　奖励耕织，凡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
（3）统一度量衡　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颁行了标准度量衡器，全国都要严格执行，不得违犯。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知此量为“升”。由这件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3.社会方面
主要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等。具体规定：凡一户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

商鞅的变法适应历史潮流，推动了历史前进。变法也好，改革也好，都是社会的巨大变革。要在较为稳妥的情况下完成这个过程，变法者就不能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要懂得妥协和让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走渐进式之路。渐进的含义一是变法的过程不要太快，要从容易的地方突破，逐步深化。二是要对势力相当强大的原有既得利益集团让步，给予适当的补偿。在转型过程中，向旧贵族让步、保留君主与贵族的地位与利益、实行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就比杀了路易十六夫妇的法国革命要好得多。历史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不采用流血的方法，做一些让步，其实代价是最小的。如果商鞅能从重农抑商、废除井田制等有利于生产的改革入手，给有军功的人以奖励，但不废除旧贵族的地位，也许不会踏雷而亡。历史上的法家以严峻著称，动辄采用过激的流血手段，这是他们下场大多不好、又遭指责的原因之一。以轻罪重刑来树立权威，恐怕事与愿违。历史进步不一定要以变法者或反对者的流血为代价，关键在于变法所采用的方式。进入雷区也不一定被炸死，关键在于如何找到一条适当的路线。可惜商鞅和历史上许多变法者都不了解这一点。

戊戌变法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
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 是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三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些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大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證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  。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时康有为适在北京参加会试，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3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万言书征集到1300余名举人的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所谓公车上书，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反复陈述变法主张。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
康有为的变法活动引起帝党的注意。光绪帝师傅翁同龢曾亲往会晤，商讨变法。帝党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力量，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富国强兵；资产阶级维新派则希图依靠帝党的支持实现其参政目的。于是两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推动变法运动。7月，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人草拟新政诏书，准备呈请光绪帝陆续颁行，却又担心触怒慈禧太后，遂决意请在皇族中威望很高的恭亲王奕訢面陈皇帝。奕訢断然拒绝。
从1895年夏至1898年春维新派为了团结力量 、制造舆论，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1895年8月，康有为在京创办维新派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传西学，鼓吹变法。11月中旬，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同月，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维新派的活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 。御史杨崇伊于1896年1月奏劾强学会，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遂遭封禁。但维新风气渐开，已难遏抑。8月，维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办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时务报》，邀请梁启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抨击封建专制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社会学说，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的南北两喉舌。1897～1898年，维新人士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长沙，开展维新运动。由于维新派的努力和巡抚陈宝箴的支持，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为全国之冠。维新派的变法舆论宣传活动，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憎恨与恐慌。他们攻击维新派破坏祖宗成法，离经叛道。面对顽固守旧派的攻击，维新派从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三方面痛予驳斥。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了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以资产阶级教育观点批判了禁锢人心的科举制。经过争论，变法维新思想广泛传播，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百日维新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赴北京，向光绪帝上书痛言瓜分豆剖的危险局势，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供皇帝采择；并建议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此书刊载于报，颇为一些士大夫称赞。光绪帝本拟召见，但受到恭亲王奕訢阻挠，改为王、大臣传询。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荣禄、李鸿章、张荫桓等会晤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光绪帝命康有为条陈所见，进呈所著书籍。康有为遂于29日上《应诏统筹全局折》，请开制度局以定新法，实行地方自治。总理衙门遵照慈禧太后旨意将折中建议逐条驳回。4月，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
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
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变法运动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在各省，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他督抚都未能推行新政。在中央，皇亲贵戚、中枢要员，或公开反对新政，或暗中加以阻挠。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荣禄与慈禧的关系密切，不单对光绪公开抗命，还与朝中其他保守派人物向慈禧密报，要求慈禧回朝训政。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4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帝发出三道谕旨：罢黜翁同龢；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今河北）总督，兼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三军。目的是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继而又完全控制了京城防卫。此后宣布太后与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即有届时废光绪帝的传闻。9月13日，光绪帝决定开懋勤殿，以便选拔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次日，光绪帝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诏，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妥速筹议良策。两天后，又发出明谕和密诏（令林旭带出），令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9月18日，康有为、谭嗣同等见到两道密诏，急商对策，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袁世凯佯作答允，迅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诬指康有为是孙中山大同学会同党，于京师煽动人心，且出入内廷；攻击光绪帝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党羽；造作谣言，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最后吁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皇宫。9月21日即临朝，宣佈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於9月28日斩於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可见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慈禧太后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太后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变法的影响 :只有短短103日的变法，最后因为宫廷政治斗争的缘故而告失败。过去多数人将运动的失败归咎于慈禧及朝庭中保守大臣反对改革而发动政变。但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嘹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除止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事件。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根本行不通。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戊戌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